長江三角洲頭有兩(liang) 座城。一座是國際大都市上海,另一座是不那麽(me) 起眼的江蘇南通。
和上海比起來,可能沒多少人知道南通也“據江海之會(hui) 、扼南北之喉”,但南通的一項“全國領先”卻不得不提——它是目前我國唯一通過醫保為(wei) 新生兒(er) 耳聾基因篩查支付費用的城市。
這得益於(yu) 南通靈活的醫保製度。2013年10月,南通市政府通過了《南通市新生兒(er) 遺傳(chuan) 性耳聾基因篩查試點工作方案》,“新生兒(er) 遺傳(chuan) 性耳聾基因篩查費用從(cong) 居民醫保和新農(nong) 合基金中支付”被寫(xie) 入這份政府文件。
《科學新聞》記者了解到,南通市婦幼保健院產(chan) 前診斷中心(南通市政府確定的篩查中心之一,筆者注)於(yu) 2014年1月啟動全市耳聾基因疾病的新生兒(er) 篩查後,不到兩(liang) 個(ge) 月的時間裏就接檢了100多個(ge) 新生兒(er) ,其中確診10例患兒(er) ,並分別給他們(men) 避免使用耳毒性藥物、避免頭部撞擊和劇烈運動等建議。
出生在南通的寶寶是幸運的。我國每年新生兒(er) 有1700萬(wan) 左右(預計每年增加200萬(wan) ),但大多數都不能像南通一樣刷醫保卡篩查耳聾基因。也就是說,遺傳(chuan) 性耳聾基因檢測芯片的成果至今沒能在全國獲得普遍應用。
算算衛生經濟學這筆賬
“我國有8500萬(wan) 殘疾人,聽力殘疾2054萬(wan) ,占四分之一。其中有相當一部分是打針打聾的,‘千手觀音’的演員,21人中就有18個(ge) 。”這是中國工程院院士程京在2013年中關(guan) 村生命科學園發展論壇上給出的數據。“打針致聾”指的就是藥物性耳聾基因攜帶者,會(hui) 在後天因注射鏈黴素、慶大黴素等氨基糖甙類藥物而致聾。
“盡管作為(wei) 全國人大的建議也提了,相關(guan) 國家部委也谘詢了,但如何讓耳聾檢測芯片這樣的創新產(chan) 品進入醫療保險和社會(hui) 保險,到今天為(wei) 止我們(men) 仍不知道該怎麽(me) 辦。”程京無奈地表示:“進醫保,真是找不到門。”
醫療保障的主要目標是合理組織財政資源,滿足與(yu) 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的醫療資金需求。這個(ge) 看似簡單的問題是公認的“世界難題”。其中一個(ge) 重要原因就在於(yu) ,醫學技術不斷發展,人民對生命和健康的期望無止境,而資金的籌集卻是有限的。不過,出生缺陷疾病的防控屬於(yu) 基本公共衛生範疇,將其納入醫保體(ti) 係,從(cong) 衛生經濟學上來說是非常合算的。
以先天性耳聾為(wei) 例。根據衛生部醫藥衛生科技發展研究中心推算,政府對每個(ge) 聾人一生的公共衛生支出高達70多萬(wan) 元。通過分析2012年北京市20萬(wan) 新生兒(er) 耳聾基因篩查所得到的數據發現,耳聾基因篩查可用很少的成本和投入獲得很好的幹預效果。
“北京市做過投入產(chan) 出比的分析,最保守的估計也達到1:7(成本效益比),應該說‘回報’是豐(feng) 厚的。”解放軍(jun) 總醫院耳鼻喉頭頸外科主任、聾病分子診斷中心主任戴樸告訴記者,如果不做篩查的話,每年將新增6萬(wan) ~8萬(wan) 耳聾患者,這對社會(hui) 醫療體(ti) 係也是一個(ge) 巨大的負擔。
而在其他出生缺陷病方麵,《中國出生缺陷防治報告(2012)》根據2003年的資料測算,我國每年因神經管缺陷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超過2億(yi) 元,每年新出生的唐氏綜合征生命周期的總經濟負擔超過100億(yi) 元,新發先天性心髒病生命周期的總經濟負擔超過126億(yi) 元。在社會(hui) 保障水平總體(ti) 偏低的情況下,出生缺陷導致的因病致貧、因病返貧現象在中西部貧困地區尤為(wei) 突出。
有業(ye) 內(nei) 人士這樣算了一筆賬:在當前的技術水平下,隻需投入2000元左右就能對十幾種檢測技術成熟的遺傳(chuan) 病基因進行篩查防控,從(cong) 而規避後期患病後上百萬(wan) 元甚至更高的損失。並且,政府以全民醫保的形式杜絕每個(ge) 家庭小概率事件的累積,就變成了對我國遺傳(chuan) 缺陷高發這一大概率事件的防控。
扼住遺傳(chuan) 缺陷病的“七寸”
幾個(ge) 月前,濟南“棄嬰島”備受關(guan) 注——這個(ge) 有著官方背景的嬰兒(er) 安全島在11天裏收到100多個(ge) 被棄的孩子。在棄嬰當中,絕大多數是有出生缺陷的嬰兒(er) 。
在生物技術日新月異的今天,出生缺陷其實能夠做到可防可控。國內(nei) 外一些實踐經驗證明,通過有效的防控手段,人們(men) 可以扼住遺傳(chuan) 缺陷病的“七寸”。
塞浦路斯是地中海東(dong) 部的一個(ge) 島國,曾是地中海貧血病的高發地區。每6個(ge) 人中就有1個(ge) “地貧”基因攜帶者,每196個(ge) 新生兒(er) 中就有1個(ge) 重型“地貧”患兒(er) 。1972年,塞浦路斯開始實施為(wei) 期20年的“地貧”防治計劃,取得了很好的效果。目前該國每年重型“地貧“患兒(er) 的出生數僅(jin) 為(wei) 0~2個(ge) ,已基本實現重型和中間型“地貧”患兒(er) “零出生”的目標。
泰薩二氏病是15號染色體(ti) 上麵的基因突變,猶太人群體(ti) 比其他群體(ti) 的發病率高了近90倍。研究發現使用一個(ge) 簡單的方法就可以檢測出這種病變,於(yu) 是全世界的猶太人聯合起來,通過非政府組織,在10多個(ge) 國家、100多個(ge) 城市,經過40年的努力,基本上控製住了泰薩二氏病對猶太人的“特別關(guan) 照”。
我國也有類似的成就。2009~2011年,我國財政投入3.2億(yi) 元,為(wei) 農(nong) 村孕前和孕早期婦女免費增補葉酸預防神經管缺陷,取得了顯著成效。圍產(chan) 兒(er) 神經管缺陷發生率持續降低,從(cong) 1996年的13.6/萬(wan) 下降到2011年的4.5/萬(wan) 。
新生兒(er) 聾病易感基因的篩查工作在我國部分省市業(ye) 已開展,但畢竟是少數。在戴樸看來,如果全國所有的新生兒(er) 都進行聽力基因篩查,那麽(me) 10~20年後,我國聾病發病率將會(hui) 大大降低。
他告訴記者,通過10~20年的努力,在全國範圍內(nei) 積極預防發生藥物性耳聾、對攜帶者進行孕前指導、通過產(chan) 前診斷對聾兒(er) 父母再次妊娠進行防控等,就能顯著降低遺傳(chuan) 性聾兒(er) 的出生率。
“再向30年或者更長時間推算,我們(men) 就能對篩查出的占人群5%的攜帶者的信息加以利用——這些人到了婚育的年齡,我們(men) 就可以利用胚胎植入前診斷或者產(chan) 前診斷,從(cong) 源頭預防遺傳(chuan) 性耳聾後代的出生。”戴樸說,這樣就規避了婚育雙方均為(wei) 攜帶者有25%概率產(chan) 下聾兒(er) 後代的可能性。
社保初級階段
盡管人們(men) 對於(yu) 出生缺陷疾病的防控納入醫保體(ti) 係抱有諸多美好想象,但醫保作為(wei) 社會(hui) 保障體(ti) 係中的一部分,仍處於(yu) “初級階段”,可以說,“想入保不容易”。
“我們(men) 的醫保還處於(yu) 初級階段,目前先天性疾病並不在醫保範圍之內(nei) ,其實這是不應該的。”戴樸告訴記者,很多先天性疾病都是到長大之後才逐漸顯現病症的,“中國推行全民醫保,不能因為(wei) 是先天病就不給保障;既然投了醫保,就應該兌(dui) 現保險,投入、治療。”
不過,戴樸也指出,要正視醫保資金來源有限、還要照顧中國這麽(me) 大的“盤子”的現狀,所以新增醫保項目一定是很慎重的。“在這個(ge) 過程中,需要患者、醫療機構、婦幼保健群體(ti) 等多呼籲,相關(guan) 企業(ye) 多與(yu) 地方政府開展一些試點項目,促進醫保的步子邁得大些。”戴樸覺得,目前相關(guan) 部門給人的感覺是“主觀上和客觀上都不是特別積極”。
衛計委醫藥衛生科技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李青在接受《科學新聞》記者采訪時直言,產(chan) 前診斷等新技術項目要進入醫保“沒那麽(me) 簡單”。
“原因並不複雜,整個(ge) 產(chan) 業(ye) 鏈條在不同階段由不同部門分管。市場準入由藥監部門監管,醫療服務過程監管由衛生部門負責,醫保則是社保部門的範疇,是否收費、如何定價(jia) 則由發改物價(jia) 部門決(jue) 定。”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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